王绍光、马骏：《走向预算国家———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第13—22页。
(81)2018年2月24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进一步要求：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习宪法法律的制度，推动领导干部加强宪法学习，增强宪法意识，带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1)宪法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为做好宪法解释工作，我们需要进一步促进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制度化。(52) 第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07)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2页。第一，坚持国体不动摇。1.宪法实施总论 第一，必须维护宪法权威。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53) 第三，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第二，强化基本权利保障的完整性。
需要强调的是，主观权利对应着国家义务，但国家义务并不一定对应主观权利。这不仅是立法机关的性质使然，而且与受保护权的性质密切相关。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实际上将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确立为平行对应关系。该理论范式存在客观价值基点可有可无、客观价值主观化的自相矛盾,以及自然权利、基本权利、民事权利国家保护混沌难分的逻辑困境。
通过三重抽象，作为公民—国家二元框架下的基本权利，就变成了作为纯粹应然存在的普遍价值。作者简介：李海平，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键词: 基本权利 国家保护义务 客观价值秩序 受保护权 禁止保护不足原则 根据目前我国学界通说，基本权利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双重性质，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是客观价值秩序的延伸，表征国家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免于其他公民侵害的积极作为义务。可是，客观价值论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其在理论推导和边界划定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主观权利论国家保护义务理论改变了单纯在主观—客观二元范畴中理解基本权利的思路，增加了主观—主观二元范畴的维度。国家和私人是两个独立主体，其义务不可混淆，否则法律义务体系将混乱不堪。
自然权利国家保护义务是政治哲学层面的问题，其理论证成往往追溯至先国家的自然状态，借助社会契约论来完成，这是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通常使用的方法。由此观之，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完善仍然任重而道远。[xxiv]参见前引[20]，阿列克西书，第267页。就具体权利条款而言，我国宪法大多数基本权利条款中并没有出现保护或者保障的字样。
在德国，该理论自产生之日起便受到各种批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其的认识也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时而对其高度依赖，时而用以补充论证，时而弃之不用。[xxix]参见前引[26]，Alexy书,第303页。
在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中，基本权利性质理论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和核心，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与基本权利性质理论密不可分。[iv] Klaus Stern, Die Schutzpflichtenfunktion der Grundrechte: Eine juristische Entdeckung, in: Die Öffentliche Verwaltung 6/2010, S.241. [v]参见前引[1]，张翔文，第35页。
但是，在政治哲学层面证成的国家保护义务所对应的权利，只是先国家的自然权利或者道德权利，与实证法层面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证成处于不同层面。[xlvi]李海平：《论作为我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非国家公权力》，《江汉论坛》2014年第1期，第66页。[xxi]无论强调国家是否作为或者该项作为是否不可或缺，更多是解决客观价值主观化的条件问题，而不是解释客观价值主观化的根据，终究不能弥合从客观价值到主观权利突变的逻辑断裂。在自然法层面的国家共同体成立时，也会形成私人—国家—私人的三角关系。德国的化学武器储存案判决就采取了这种论证路径。具体而言就是，立法机关通过行使立法权、行政机关通过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审判履行保护义务。
在基于概括性人权条款证成的主观权利论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中，受保护权是与防御权并列的确定性权利，其对受保护权的证成更加彻底和有力。[xxxiii] 与人性尊严条款证成路径相比，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基点证成国家保护义务，可以避免受保护权仅限于尊严核心的质疑。
正如公法和私法具有本质差异，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在调整的关系领域、主体范围、调整理念和调整方式上，也都存在根本不同。[xlv]据此，国家保障人权确定的国家积极作为义务可以分成两种形态：保护公民免受其他公民侵犯的义务和提供物质性给付的义务。
[xliv]这种处理方式具有兼收并蓄的好处，但也容易导致理论内部逻辑难以自洽，并回避了两种理论各自的缺陷和不足。（一）基于人性尊严条款的主观权利证成 人性尊严条款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用以推导国家保护义务的方式之一。
但是，这种论证也存在明显缺陷。以德国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作为参照系，建构我国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教义学总体上可行。[xxix] 以上是对基于人性尊严条款证成路径的一般理论分析，如果结合我国宪法文本，其问题则变得更加突出。[xv]这无疑是明确了国家保护义务和受保护请求权的对应关系，直接承认了受国家保护作为主观权利的性质。
这至少说明：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即使在德国也很难说是已经定型的理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总是在不同的推导路径中摇摆不定。第二，遵守法律保留与合宪性解释要求的行政保护。
（三）自然权利、基本权利、民事权利的国家保护混沌难分 客观价值论国家保护义务理论试图兼顾自由和安全，既要防御国家侵害又期待国家保护安全。该理论通过三重抽象把基本权利转换为普遍价值，可以调整为通过两重抽象转换为具有公共性的价值，使基本权利的普遍价值秩序限缩至公共价值秩序，由此就可以大致确定保护义务覆盖的三角关系范围。
作为国家义务的两种基本形态，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义务的界限是清晰的。[xl]对规则和原则所作的区分仅仅具有准备的性质，真正重要的是对原则和政策所作的区分，其作用在于应对工具主义化的法律规制所带来的威胁。
私主体之间的关系通常为民事关系，其中存在的权利形态亦是民事权利。[xlii]哈贝马斯指出，阿列克西的问题在于将德沃金义务论意义上的法律原则，理解为目的论意义上的可借助价值衡量予以最大化的法律价值，从而使其丧失了规范性和确定性。人权，是指人作为人必不可少的权利。立法保护的与时俱进是最低限度有效保护的必然要求。
[lii] Vgl. BVerfGE 88,203,309. [liii]参见[德]哈特穆特·鲍尔：《新旧保护规范论》，王世杰译，《财经法学》2019年第1期，第102页以下。[lii]这可谓对立法机关的持续性立法保护义务的经典论述。
首先，宪法第33条第3款在抽象的规范意义上确认了公民受国家保护的主观权利。通过对各种证成方案的权衡比较，最终可以确立主观权利论国家保护义务的最佳证成路径。
[x] BVerfGE 7,198,205. [xi] Vgl. BVerfGE 35,79,98. [xii] BVerfGE 39,1,41. [xiii] Vgl. BVerfGE 88,203,251. [xiv]参见王进文：《基本权国家保护义务的疏释与展开——理论溯源、规范实践与本土化建构》，《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第110页。再次，遵循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约束。